Judith Hermann

索菲说：“在她的最后几年间，她只能躺在床上。她躺在床的左侧，右侧是我外公的那一边。外公已经走了，她从来没在那一侧睡过。她习惯了早起，屋顶之上有一条窄小的天空，有天线和烟囱，鸽子落在檐沟之上。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到这一切。她躺在重重的羽毛被下，枕着三个枕头，天花板上装饰着玫瑰形的石膏浮雕，房间里还有一件玻璃灯罩。那玻璃泛着红色。或者绿色。我不记得了。”

索菲咬着双唇，说了一句“抱歉”。她往窗外看去，这间咖啡馆的窗子很大，可以看到整个海尔姆赫兹广场 (Helmholtzplatz，位于柏林东部 Prenzlauer Berg 区的一座广场)，广场上空无一人，起伏不平的石砖路在雨中闪闪发光。风把落叶吹起，一只灰狗在角落里吵闹。索菲对着窗外笑了笑。她说：“我父亲总是在九点钟过来，他泡茶，煮一个鸡蛋，切几片面包，再把所有东西放到床头柜上。茶壶下要配一个茶炉，外婆喜欢蜡烛的光；然后她便开始大喊大叫，痛骂他，诅咒他，不停向他抱怨，一年又一年，他总是一言不发，默默离开。我就住在两栋房子之外，距离很近，在夏天我会在阳台上向外婆招手，但她从来没有回应过。她一个人吃早餐，在清晨的屋顶底下，在天线和烟囱底下，吃完她便再次躺下。她看着茶炉中的烛光，直到蜡烛熄灭。她一直躺到晚上。她睡一会儿，又醒着躺一会儿，白天和夜晚对她来说可能已经没什么区别。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，桌子上没有时钟，日光进入房间又再度离去。临近夜晚时，那条窄小的天空变成灰蓝色，变成黑色。”

索菲往广场上的天空望去，似乎想要与其比较。广场上的天空十分苍白，因为雨显得更加凝重。索菲收回了目光，扫视了一圈咖啡厅，双手捧着面前的杯子，一副冻僵了的模样。她紧闭双眼，清了清嗓子，她看上去生疏又冷淡。她说：“我母亲会在这之后过来。她为外婆热好晚饭，洗好衣服，铺好床，在冬天还为炉子生火。外婆穿上羊毛衫、长袜和拖鞋，拖着助步器，像乌龟一样慢吞吞地挪到客厅，她陷到那儿的沙发里，打开电视。她每天能拿到一盒香烟。她还能得到三罐啤酒和三小杯烈酒，每次她都把啤酒罐藏到自己身后，假装什么都没得到，她想多喝点儿，她对我的母亲，她的女儿说：‘你什么都不愿意给我。’我的母亲把那些啤酒罐从她身后拖出来，沉默地摆到外婆面前。她在厨房里找一个新的地方，好让她把酒藏起来，尽管外婆总能在凌晨——也许蹲爬着从床上起来 忍受着疼痛，就着微弱的晨光，紧咬着牙关，呻吟着————或是欢呼着————找到酒瓶。”

索菲轻轻笑出了声。她笑着看向自己的咖啡杯，说：“你得好好想象一下。她没法走路，只能爬着，或是撑着助步器缓缓挪动，但不管那酒瓶被藏在哪里，她总能找到它。不管它在柜子的最后排，在衣架上某件大衣的口袋里，还是在阳台上的花盆中，她总能找到它，喝完它，再把它立在大门口。我猜，她把这当成一种游戏，而她每次都能赢。每一次。”

天开始黑了，外面再一次开始下雨。只是毛毛雨，但好像也下了些雪。有人从窗外路过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耸着肩，放慢脚步盯着索菲看。但她没有发觉。她说：“我现在真想喝点红酒。”她说：“怎么样？我们马上就喝点酒。说回外婆，她开始吃我母亲给她做好的晚饭，她一边叹气一边吃，总是用左手捂着胸口，她又胖又沉，因为痛风病蜷缩着手指。我母亲坐在她旁边，她们一起盯着电视节目，之后她们一起抽烟，我外婆会说 傍晚了 (Blaue Stunde，指清晨或傍晚的一段时间内，太阳处在地平线以下的深处，残留的阳光间接折射产生蓝色阴影)”。当母亲要离开时，外婆爆发出眼泪，像小孩一样大喊大叫，又是发怒又是威胁她，我的母亲再次坐下，但过一会仍会离开。直到深夜的某个时辰，电视节目全部结束，外面的路灯也暗下去，外婆会撑着助步器挪回卧室。她坐在床沿，瞪着一片黑暗，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就这样躺下并睡去。日复一日。夏天时，她会坐在阳台上喝啤酒，坐在那几棵天竺葵间，她和它们窃窃私语。我们每周会帮她洗一次头发，她蹲在浴缸里咯咯笑，说：‘好痒啊，这样真好。’她尿在床上，哭着躺在那里，闷闷不乐，一直到晚上。有时候她会开始唱歌，眨着左眼，对着某种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发笑，直到她再度流下眼泪。她从不听音乐。她在也曾喧闹过的一片寂静中躺在枕头间，好像她的两个孩子和丈夫还在这里。”

索菲转过头。在这个介于傍晚和黑夜的时刻，咖啡厅里很空荡，无人使用的桌椅上摆放着蜡烛。女侍者靠在吧台边，抽着香烟，半闭眼睛。“她在偷听我们说话吗？”索菲低声问我，她把椅子往前拉近了一些，双手撑着脸颊。女侍者一动不动。雨滴敲打着玻璃窗，外面传来汽车发动机的轰鸣，它就是不肯启动。索菲坚定地说：“在最后的几年间，我外婆开始怀疑一切。她宣称自己看到有人站在炉子后面，还把她的钱包藏到床垫下、床头柜后和枕套里。‘把你藏起来的东西都还给我！’母亲在厨房里热菜时，她总会这么喊，随后她开始——盘点，我父亲每天早上都从房子里偷走了什么————毛草大衣，银首饰，外公的勋章，钱，存折，锅和水壶。她一把抓起母亲的夹克，一边翻找一边说着‘小偷的衣服’，她喘着气，叫嚣着要报警，母亲只是站在她面前盯着她，什么都不说。我的外婆再一次撑着助步器挪到厨房，检查柜子和抽屉，然后流下眼泪，说：‘我受够了。’但她还是整日躺在床上等待着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，”索菲说，“这一点都不容易。我得一片片地找回自己的记忆。我忘的太快了。尤其是面孔，我总是忘了人们的长相，我几乎是立刻就忘了，我也想不起来我外婆的样子。她总是那么怕冷。她总是把自己埋在羊毛衫、大衣、围巾和厚厚的长袜里。但她还是说：‘我想透透气。’哪怕在冬天，屋子里的所有窗户都得开着。客厅里有一台暖风机，可以把热气送到她脸上，但她说：‘我不明白，我还是很冷。’她的头发全白了。吃早饭时，她把半熟的鸡蛋黄抹在面包上，喝茶也不加糖。客厅和卧室里各有一台电话，有时候她的儿子会打过来，在他的郊区别墅中问候她的身体和自己妹妹的情况。我的外婆躺在自己的尿液中，浑身都疼，她深吸一口气，亮着眼睛把话筒贴在耳边，对着房间说：‘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’”

索菲飞快地起身去洗手间。她太瘦了，厚袜子里的双腿就像两根小木棍。她直直前行，高耸双肩，背部很僵硬。女侍者看了她一眼，无聊地打了个哈欠。咖啡机轰鸣着，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毛毛雨变成了大暴雨，桌子上的蜡烛化成一滩蜡油。索菲回到桌前，她坐下，点燃一根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望着升腾的烟雾。她看上去很累。她说：“外婆抽那种很长的烟，又细又长的女士烟。她从不吸入烟雾，只是看着它们。像我一样。或者说我像她一样。当母亲太久没去找她，她会握着拳头，一下又一下地敲打墙壁。有一回她在半夜突然坐起身来，她的白发在睡眠中缠绕在一起，她指着自己的脖子，说：‘我活不了多久。’有时候她也会一直望着屋顶上的天空，望着那些天线：‘上帝现在还不想带我走。’她只会说两个故事，也可能是我们只想听两个，一个是战争故事，苏联人已经到达柏林，外婆带着两个孩子乘火车逃难；火车突然停了，那里不是火车站，那是一片荒地，她六岁的儿子突然想尿尿。‘怎么会在这时候想尿尿呢。’外婆说，看上去似乎很不屑。但她还是让他下车，到了田野之中，油菜花大概已经开了，天气很温暖。我外婆站在车门口等，她六岁的儿子跑进油菜花丛中，一边稚嫩地喊叫一边尿尿；火车突然启动了，速度太快，来不及反应，孩子在花丛中的脸充满恐惧，他应该穿着一件蓝色水兵服。我记不清这个故事的结尾，反正他肯定没死。另一个是战后故事，夏日中的那套房子，丈夫已经离开，阳台上种着天竺葵，外婆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忙碌，她的儿子和女儿在客厅，他们在玩弹弓和小石子。外婆在削土豆，切白菜；‘赌不赌，我肯定能射中你的眼睛’，客厅里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对儿子说。‘赌不赌，你肯定办不到’，儿子回答，女儿用弹弓瞄准，射击，命中了。女儿尖叫起来。儿子没有叫。女儿，我的母亲，站在厨房门口，双手捂着脸，小声说：‘我射中他的眼睛了，左边的那只。’她一直在说，直到外婆站起身，那些土豆皮全都掉到地上，她跑到客厅，儿子站在那里，石子插在他的左眼之间，好像他有个石头眼睛一样。‘我立刻就把它拔出来了’，外婆简洁地说。儿子之后装上了玻璃义眼，他还得到了五个小小的棕色眼球用来替换，之后他们每次吵架时，我母亲都会把那些替换眼球扔掉房间的另一边，说：‘去找它们啊，瞎子。’外婆窃笑起来。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笑。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。”

索菲看上去有些惊讶。她并不悲伤————暂时还不。她举起双手揉了揉眼睛，大拇指撑着眼皮，露出一抹不完全的微笑。她盯着那个女侍者看，直到她从吧台上撑起身，拖着脚步，打着瞌睡走来。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，什么都没说。索菲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调说：“请给我一杯干红酒。”女侍者仍然拖着脚步回到柜台，她听明白了吗？“一会儿就知道了。”索菲说，“我外婆之后还离开过一次屋子，那是最后一次，她的一个小孙女，不是我，另外一个，过十八岁生日。她的儿子租了一块海边场地，请了一位手风琴乐手，还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。‘这是件大事。’儿子在电话里说，外婆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和天线之上的天空，说：‘好的，那我一定到场。’‘你需要买一件礼物，’我母亲说，‘她要十八岁了，你得送她点什么，给我钱，我帮你买。’外婆粗鲁地摆了摆左手，自称她已经准备好礼物了，无需担心。‘你从哪里弄来的礼物？’母亲问，‘你什么都买不了，你离不开这间屋子。’外婆不想回答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。她洗了头发，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色的裙子，专为正式场合设计的裙子，她说：‘这和我的眼睛一样蓝。’她不再大声抱怨。那天早上她仔细打量了我的父亲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把她藏在床上、床垫下和枕套里的钱全部找出来，说：‘全拿走吧，我不要了。’当天，三个男人把坐在轮椅上的她从住处中抬出来，并一路送上巴士。三个人都流了一身汗，我外婆坐在他们中间，像个女王。她怀里抱着一只篮子，里面是包装好的礼物。‘那是什么？’她摇了摇头，看上去甚至很慈祥，说：‘等会儿再说。’我们开车跟着巴士，我可以看到她，我可以看到她倚着窗子的白发，有时候她会伸手擦去窗上的雾气，整个车程她都看着外面，她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在宴会现场，她挪到餐桌的另外一头，挪到儿子和孙女的中间，那两个人很热情，不停问候着她，给她拿了食物和红酒。她什么都没喝，什么都没吃。她把礼物交给孙女，后者礼貌又恭敬地望着她，餐桌上一片寂静，儿子笑了，外婆居然给小孙女带了礼物。孙女小心翼翼地撕开一点包装纸，摸了摸礼物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一口气撕下了全部包装，她拿着一个黄色的，边缘已经有些磨损的锅盖。‘这是什么？’她问。可能是个谜题，可能是个象征，十八岁的小孙女含笑注视着外婆。‘这锅盖属于你们从我那儿偷走的锅，’外婆说，‘像你们从我那儿偷走的一切那样。’随后她慢慢举起手，遮住左眼，挪到自己的儿子面前，只用右眼看着他，那只眼睛真的同她的裙子一样蓝。”

女侍者把酒放上桌子，盯着索菲看。她没有回看，说了一句“谢谢”并喝了一大口，用手背抹着嘴唇。门打开了，冷风和雨后的气息一起涌入，两三个穿着湿漉漉的大衣，脸庞泛红的客人走了进来。索菲没有回头。她看上去也不冷了，双颊红扑扑的，眼中的倦意也不复存在。她说：“我很快就要讲完了。这个故事很快就会结束，没多久了。你还跟得上吗？他们之后推着轮椅，在夜里把她带去了海边。她坐在那里，瞪着黑夜，海的对面有星星点点的灯光，海浪安静地击打海岸。‘这都是些什么。’外婆说，随后她就被送上巴士，回了家。她躺下身，转过去，对站在门口的母亲说：‘晚安。’早上我父亲来了，他泡茶，煮一个鸡蛋，切几片面包，把所有东西都摆在她面前。茶炉已经准备好，蛋黄被抹在了面包上；‘蜡烛’，我的外婆说，‘蜡烛’，她只说了这个词。‘蜡烛已经点好了。’父亲说，‘看，这正燃着呢。’外婆应了一声，闭上眼睛。父亲走了。他先去买东西，再回家。在台阶上他就听见家里的电话铃声，电话一直在响，父亲关上家门，放下购物袋，举起听筒：‘有人吗？’没有任何人回答他。他仔细听了听，正准备挂断时，话筒中突然传出某种声音，某种来自远方的、十分遥远的声音。那是一声哭喊？还是一声叫嚷？一声由于疼痛发出的呻吟？事实上那只是嘎吱声，噼啪声，一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突然反应过来的。听筒从他手上掉落，他跑出了家门，走下台阶，奔上街道。那是在二月，和现在一样冷，我的父亲跑得很快。只相隔两栋房子。他跑着。他撞开院子门，登上三级台阶，他一定因为害怕不停地颤抖，房门打不开，钥匙肯定从他手中滑落了三四次。他用身体顶住门，门开了，走廊如此窄小，有一股什么气味。卧室门半开着，里面闪着光。我不知道从院子到进入卧室门一共需要几步，我的父亲站在门槛上看着外婆，她正在熊熊燃烧。源头是她的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房间中间的床烧了起来，外婆的睡衣烧了起来，她的长筒袜，她的围巾，她的头发，她的脸和她蓝色的双眼全部烧了起来；她热烈地燃烧着，已经不再叫喊，屋顶和天线之上的那片天空是灰色的，冒着黑烟。我父亲随后宣称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她确实一边燃烧着，一边真真切切地跳了一支舞。”索菲说。她没有哭泣，转而露出一个微笑。